文章
春风大雅，秋水文章
周榕 博士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2015
雅乃文华，五千年文明精神之萃聚，钟灵毓秀，蕴藉风流。中华之雅，博大精深，生生不息，与古为新，纵历乱离颠沛、兴替轮回而弦歌未绝。华夏文明之雅续，远逾文字，更广寓于诸般造物。故建筑虽为小道，亦有大雅存焉。是以建筑师孜矻营造，非止匠艺，兼祧雅脉，高致深情，寄诸土木。
作为台湾现代建筑的一代旗手，姚仁喜先生三十年来，不仅用自己的建筑作品深刻改变了台湾当代的文化景观，其影响更跨越海峡，成为中国现代建筑、乃至中华现代文明创造的重要标杆。因此，认识姚仁喜，仅仅局限在“台湾建筑”的小格局内观察显有不足，应须将其放置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期的大参照系中进行审视，方能充分彰显其工作的历史价值。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入侵的巨大“灾变”，中华文明被迫开始艰难的现代化转型。百年鼎革，沧桑困苦，神州裂变，同向殊途：1949之后，一水相隔的中华两岸步入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轨道。“衣冠南渡”的台湾，相对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层级结构，因此令凝聚了“精英价值观”的“雅文化”在台湾社会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存续。
草根与精英两分的不同文化取向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大陆和台湾六十余年来文明景观的底层差异。台湾社会持守雅文化的价值内核，得以在“俗”与“洋”两大现代浪潮的夹击下不至引发精英文化体系的全面崩陷，从而令这块割据的中华文明领地展现出一种“雅致现代化”的发展可能性。以雅化时，接古通今，是谓“雅续”。
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雅续”，在台湾文化界通过白先勇、蒋勋的文字，侯孝贤、李安的电影，以及林怀民的舞蹈、赖声川的戏剧、姚仁喜的建筑等外化形式绽放流溢，显影出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未来的另类愿景与可能通路。这簇彼岸文化精英的优雅创造，对雅育断代的大陆同侪和晚学来说都不啻是一种替代性探索实验。他们的作品虽非鸿篇巨制，但其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多样化路标意义却已足够深远。
姚仁喜对文明雅续的贡献，集中体现为他在设计中对现代建筑这匹来自西方的“红鬃烈马”所进行的形式“雅驯”——即按照中华传统雅文化的核心价值准则，去筛取和改造现代建筑的形式语汇，并将其重新组织成温文尔雅的姚氏空间语言体系。在姚仁喜笔下，中华文化之雅具体呈现为向儒中取“和”、道中取“逸”、释中取“寂”。藉此，姚仁喜对西方现代建筑形式既利其用，亦化其戾。
儒家之“和”，确立了姚仁喜雅境设计的温度与基调——散淡自洽、消弭矛盾的“协和”，避免了现代建筑高效复合的功能空间及统一严密的逻辑形式对用户过强的规定性，通过适度的冗余处理在谨严的理性秩序中仍营造出一派空间自在；执两用中、不极不偏的“中和”，消解了西方当代建筑中常见的强调极端化表现和戏剧化冲突的内在紧张感，从而让物质环境释放出松弛的人情暖意；内敛自守、知柔处弱的“谦和”，使姚仁喜的建筑从无俯视众生的傲慢自矜，也没有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艰深繁复，而是放低智识姿态，空间揖让成礼、设计收放合度。一团“和”气，方能涵纳万物，氤氲成雅。
道家之“逸”，在姚仁喜的设计中表达为一种“弱自由”。这种弱自由迥异于西方当代建筑中以张扬个性为目标、以冲决破坏为特征的强劲狂放的积极自由，而是“点破一泓澄绿”但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低烈度的消极自由。从兰阳博物馆点到即止的破体飘窗，到农禅寺正立面西侧悬挑墙面在对称与非对称之间进行的若有若无的扰动，以及乌镇大剧院将千变万化的图案纳入规则控制的木棂花窗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低调自由的浅痕淡影。即便是逸兴遄飞如嘉义故宫南院和新北市立美术馆，仍然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保持了某种精妙的平衡。逸如流水，乐而不淫，放而不纵。姚仁喜拈逸为雅魄，得以令设计破匠入艺、超艺成道，使建筑阴阳化趣，气韵生动。
释家之“寂”，是深谙佛理的姚仁喜在设计中常常不自觉流露的一种气质，让他的建筑与热闹浓烈的尘世造物拉开了明显的距离。且不说养慧学苑、法鼓山农禅寺之类的释家道场，纵使如新竹高铁站、乌镇大剧院这样喧嚣扰攘的人间俗地，姚仁喜也依然展现出在物质表达上的高度克制——微微着意、淡淡呈示，既不热切，也非冷峻，而仅有对幻象终必成虚的悲悯和不得不在无住之中建造的平静。姚仁喜营造的雅境在律宗和禅宗之间，或谓“律中见禅”：刹那芳华，于短暂中搭造永恒，于秩序间放下执着；正如克缇办公大楼在信义计划区的孤独显相——似近实远，似动还静，似真亦幻，一道入时的纱幔遮裹住不动声色的本来面目，任潮起潮落历遍周遭，蝉翼之隔却终难揭破。
清人邓石如有联：“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礼记•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春风大雅，是对万物并育、诸道并行的温煦照拂、侧耳倾听、与包容和合。姚仁喜的设计，汇中西现代建筑之道于一体，熔儒道释三家之妙于一冶，删繁就简，弃巧归真，终化春风大雅为秋水文章。
晚清以降，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入侵的巨大“灾变”，中华文明被迫开始艰难的现代化转型。百年鼎革，沧桑困苦，神州裂变，同向殊途：1949之后，一水相隔的中华两岸步入了截然不同的现代化轨道。“衣冠南渡”的台湾，相对地保留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层级结构，因此令凝聚了“精英价值观”的“雅文化”在台湾社会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存续。
草根与精英两分的不同文化取向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大陆和台湾六十余年来文明景观的底层差异。台湾社会持守雅文化的价值内核，得以在“俗”与“洋”两大现代浪潮的夹击下不至引发精英文化体系的全面崩陷，从而令这块割据的中华文明领地展现出一种“雅致现代化”的发展可能性。以雅化时，接古通今，是谓“雅续”。
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雅续”，在台湾文化界通过白先勇、蒋勋的文字，侯孝贤、李安的电影，以及林怀民的舞蹈、赖声川的戏剧、姚仁喜的建筑等外化形式绽放流溢，显影出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化未来的另类愿景与可能通路。这簇彼岸文化精英的优雅创造，对雅育断代的大陆同侪和晚学来说都不啻是一种替代性探索实验。他们的作品虽非鸿篇巨制，但其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多样化路标意义却已足够深远。
姚仁喜对文明雅续的贡献，集中体现为他在设计中对现代建筑这匹来自西方的“红鬃烈马”所进行的形式“雅驯”——即按照中华传统雅文化的核心价值准则，去筛取和改造现代建筑的形式语汇，并将其重新组织成温文尔雅的姚氏空间语言体系。在姚仁喜笔下，中华文化之雅具体呈现为向儒中取“和”、道中取“逸”、释中取“寂”。藉此，姚仁喜对西方现代建筑形式既利其用，亦化其戾。
儒家之“和”，确立了姚仁喜雅境设计的温度与基调——散淡自洽、消弭矛盾的“协和”，避免了现代建筑高效复合的功能空间及统一严密的逻辑形式对用户过强的规定性，通过适度的冗余处理在谨严的理性秩序中仍营造出一派空间自在；执两用中、不极不偏的“中和”，消解了西方当代建筑中常见的强调极端化表现和戏剧化冲突的内在紧张感，从而让物质环境释放出松弛的人情暖意；内敛自守、知柔处弱的“谦和”，使姚仁喜的建筑从无俯视众生的傲慢自矜，也没有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艰深繁复，而是放低智识姿态，空间揖让成礼、设计收放合度。一团“和”气，方能涵纳万物，氤氲成雅。
道家之“逸”，在姚仁喜的设计中表达为一种“弱自由”。这种弱自由迥异于西方当代建筑中以张扬个性为目标、以冲决破坏为特征的强劲狂放的积极自由，而是“点破一泓澄绿”但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低烈度的消极自由。从兰阳博物馆点到即止的破体飘窗，到农禅寺正立面西侧悬挑墙面在对称与非对称之间进行的若有若无的扰动，以及乌镇大剧院将千变万化的图案纳入规则控制的木棂花窗中，都可以发现这种低调自由的浅痕淡影。即便是逸兴遄飞如嘉义故宫南院和新北市立美术馆，仍然在自由与秩序之间保持了某种精妙的平衡。逸如流水，乐而不淫，放而不纵。姚仁喜拈逸为雅魄，得以令设计破匠入艺、超艺成道，使建筑阴阳化趣，气韵生动。
释家之“寂”，是深谙佛理的姚仁喜在设计中常常不自觉流露的一种气质，让他的建筑与热闹浓烈的尘世造物拉开了明显的距离。且不说养慧学苑、法鼓山农禅寺之类的释家道场，纵使如新竹高铁站、乌镇大剧院这样喧嚣扰攘的人间俗地，姚仁喜也依然展现出在物质表达上的高度克制——微微着意、淡淡呈示，既不热切，也非冷峻，而仅有对幻象终必成虚的悲悯和不得不在无住之中建造的平静。姚仁喜营造的雅境在律宗和禅宗之间，或谓“律中见禅”：刹那芳华，于短暂中搭造永恒，于秩序间放下执着；正如克缇办公大楼在信义计划区的孤独显相——似近实远，似动还静，似真亦幻，一道入时的纱幔遮裹住不动声色的本来面目，任潮起潮落历遍周遭，蝉翼之隔却终难揭破。
清人邓石如有联：“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礼记•中庸》有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春风大雅，是对万物并育、诸道并行的温煦照拂、侧耳倾听、与包容和合。姚仁喜的设计，汇中西现代建筑之道于一体，熔儒道释三家之妙于一冶，删繁就简，弃巧归真，终化春风大雅为秋水文章。